我们每天接待带着各种恐惧前来求助的人，他们或害怕猫，或害怕鬼，或害怕细菌，或害怕与人交往，或害怕陌生人的目光，或害怕自己看不懂各种词汇了。他们坐在我的对面，神情严肃地向我讲述这各样的恐惧。我必须弄明白，这些听起来像是在吓唬小孩子一样的恐惧，为什么会让这些智力正常，甚至相当聪明的人如此惶惶不安。
    我接待的这位求助者28岁，大学毕业，因为害怕“自己看不懂词汇”等而辞掉工作，在家无所事事，整天陷入弥漫性的恐惧联想。他来深圳接受心理辅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深圳夏季炎热，被喻为“火炉”，这使他联想到火葬场焚烧尸体的火炉，心里颇是惊惶。又因为他一直自认为是一个比常人聪明的人，而且是一个思维特别敏锐的人，可如今感觉自己经常会很难理解一个词语，甚至一点都看不懂了。如果你对他说这些想法是荒唐的，这他也知道。他会问你：为什么我会有这样荒唐的想法？
    了解当事人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发现这个家庭的关系模式存在很大问题。父母关系一直不好。母亲自幼是一个孤儿，缺乏关爱，养父养母年龄很大，他一直担心无力养他，会把他抛弃，因而养成看别人的眼色行事的习惯。结婚之后立刻感到后悔，觉得嫁错了人，抱怨没有亲生父母教他怎样在婚姻上作出选择。有了孩子之后，这位母亲对孩子倾注了过多的关爱，使女儿对他变得相当依赖，甚至母女俩结成同盟，对抗父亲。被排斥在关系之外的父亲怨恨女儿挑拨他们夫妻关系，对母女俩一直采用粗暴的态度和方式。父亲用暴力强制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给当事人造成很深的刺激。他反复讲说父亲在他的房间里留下了暴力的痕迹——墙上有他巴掌的印迹，门背后是他放皮带的地方，床上的枕头曾用来捂他的嘴……他觉得这个家都被暴力污染了。
    每次面谈的开头部分，当事人总会向我讲述各种各样虚幻的恐惧，在他十分认真的样子背后，我看到一个担惊受怕的孩子。后来的讲述中，他的理性与智慧慢慢流淌出来，当事人开始变得真实起来，能把事情讲得非常清晰，还能分析出问题的本质所在。我们进入了深度互动。每次面谈只是一个短短的过程，但他在其中长大，谈着谈着，他不再是小孩子了，他生命内部那些被压抑的资源涌现出来，这时我看到一个受过大学教育，颇有文学领悟，有过成功工作经验，内心世界很丰富的人。总是在面谈的后来部分，他开始对自己有了信心，对生活的看法变得清晰起来，甚至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最近的这次面谈结束之后，他表示要来深圳找一个工作，以便在这里接受持续性的心理辅导。
    当事人回到家里，母亲开始用各样的“理由”阻碍他来深圳，例如，母亲说深圳是个快节奏的城市，不如苏南城市；说深圳是火炉，热得如何可怕；还说心理辅导可能是要拿他做试验，以及现在世道多乱，一个人出门在外会多危险等等。这使我仿佛看到在当事人的成长过程中，他的母亲就是这样用各样消极的理由来熄灭孩子内部“动机的火花”，使他一个又一个愿望升起又落下，一直不能真正尝试做成一件事情，也无法获得参与做事的兴趣和价值感，以至陷入症状性的恐惧联想和抑郁状态。当事人再一次来深圳接受面谈时，谈话之间又恢复到往日对生活的惶惑，对自己的不确定，和对各样事物之间象征关系的不祥联想。
    临床经验发现，某些类型的心理症和精神病患者身上存在着一种儿童式的不安全感，而这些不安全感总与当事人的幼年经验有不可忽略的关系。生命有各样的恐惧，如害怕受到威胁，害怕失掉父母，害怕面对新环境和陌生人，害怕未来发生不测等。生命也有基本的需求，如安全需求。合理的安全需求表现为人们有意识地寻求得到保证、稳定、依赖、保护、秩序、法律及保护者的力量等，受到无意识的完全需求控制的人，会过份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会产生过度的虚幻的恐惧联想，把心理上受威胁的感觉泛化或投射到周遭的环境。他们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和威胁的环境中，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出焦虑，好象随时都会有大难临头一样。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一书里对此有很好的描述：“把神经症患者描述为保留着童年时代的世界观的成年人，这是很有价值的观察。一个患神经症的成年人，可以说一举一动都仿佛是真的害怕要被打屁股，或者惹母亲不高兴，或者被父母抛弃，或者被夺走食物。而且，他的孩子气的惧怕心理和对一个危险世界的恐惧反应仿佛已经转入了地下，丝毫没有受到长大成人和接受教育过程的触动，现在又随时可以被一些会让儿童感到担惊受怕威胁重重的刺激因素诱导出来。”
    根据我们的理解，人性有两个基本倾向：一是追求舒适的逃避倾向，一是渴望成长的直面倾向。一个人的成长环境中，总有各种文化因素对其内部的这两个基本倾向发生作用，或助长其逃避本能，或促进其成长需求。考察前述当事人的家庭环境，我们发现，父亲的粗暴给他带来过多的威胁，而母亲的过度保护又造成他的心理依赖。这个家，既是当事人因为恐惧而试图逃离的地方，又是他出于依赖而用来逃避精神成长的舒适区。从小到大，父母都把他当小孩子，使他有空间不去长大；现在父母又把他当作“病人”，他更理由不去面对和承担成长的困难。而且，那位能干的母亲还为他申请到一项特殊的国家福利保险，使当事人一生可以不工作，却能享受相当的工资和医保。我们看到，这位母亲简直在为孩子创造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母腹”，使孩子与他维持着一种共生体关系，不能在精神成长上实现与母体的分离，从而长成自己。这位母亲可能意识不到这些，他确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都是出于“爱”。但这样的“爱”所创造的条件不能让生命长大。
    但我们又看到，当事人内部有成长的渴望，它如此强烈，以至走出舒适区是如此困难，他依然坚持前来寻求心理咨询。我们认为，他内心里要求成为自己的渴望是他的行为背后的深层动因，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虽然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但他在这样做，这就有希望。辅导的空间就是从这里开始拓展的。当事人走到了“直面”，“直面”所能做的就是激发他内部的成长渴望，支持他在现实里朝前移动，虽然每一步都很艰难，但我们相信他可以努力做到，并鼓励他努力做到。生命存在的目的是成长，辅导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生命成长。